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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那个肉是咋弄成那样的？

曾鸣(303627539) 03:42:44

sauvez-moi。。。。。。。

a warm place with no memory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刘小枫：爱的碎片中的惊鸿一瞥（关于〈红白蓝〉）

　　　　《蓝、白、红》三部曲是基斯洛夫斯基的天鹅之歌。制作三部曲时，基斯洛夫斯基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这部读来不时让人感动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回忆，谈到好多生活伦理问题。
　　
　　　　七十年代，波兰电影艺术大师K。Zanussi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虑”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基斯洛夫斯基认为，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处境更为孤绝。因为，自由主义社会没有国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阶级道德一类的或虚构、或强制的全民道德。个人的道德承负及其软弱无力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更充分地显露出来，所谓自由主义伦理，首先是对个人的道德承负力的脆弱的体认。在自由主义社会，个人的道德壮况是怎样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通过个体性的道德困境来探讨自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负担。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含义。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为具体的个体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伦理大理念的味道，最恰当的办法是体味在这个生活制度中生活的个人眼里噙着的泪水。
　　
　　　　《红》提出的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
　　
　　　　时装模特儿瓦伦婷生得光彩照人，无论她穿什么时装，都令人沉浸在温暖的红晖中，像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护人。一天傍晚，她开车回住处意外撞伤一只狗，怜惜感驱使她带着狗寻找主人。
　　
　　　　狗的主人是位独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整天在家监听邻居的婚外情电话。瓦伦婷劝说退休法官不要干这种不法行为，不要对别人的隐私那么好奇，退休法官却问她体味过爱的晕眩和恶心没有。
　　
　　　　四十年前，老法官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一天，他偶然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他离开了她，一直把爱锁在心底，让它噬嚼自己的身体。
　　
　　　　瓦伦婷住处对街，碰巧也住着一位法律系学生，名叫奥古斯特。瓦伦婷不认识他，只是经常从窗户看见他匆匆忙忙进出大门。奥古斯特像在重复老法官的命运，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
　　
　　　　瓦伦婷如茵的气质显得天使般的纯粹，把喧嚣、阴森的周遭世界照得有如神话中的绿色深渊。“这份美是纯的吗？抑或永远都有些缺陷？”基斯洛夫斯基问。老法官和奥古斯特的未婚妻是纯美破损的象征，纯美破损不意味着邪恶和不道德，而只意味着生命的过程：由想像的、可能的爱转变为现实的爱。在老法官的引示下，瓦伦婷困惑不解地看到，爱情的开端和终结就在未婚妻向并非未婚夫的男人张开的双腿和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双腿之间。
　　
　　　　人世间有纯粹的爱吗？或者，生活中有能够保全精神的情爱吗？
　　
　　　　基斯洛夫斯基的问题是，生活中是否有圆满的两情相悦？“纯粹的情爱想像的破损，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固执地要寻求两个完全相契的个体在爱欲中相合。完全相契的个体在爱欲中相合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只是一种情爱的美好想像。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重新再合，可是，一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抛到无何他乡，一半遇到另一半的机会已近于零。
　　
　　　　基斯洛夫斯基有意让瓦伦婷与退休法官的相遇显得像被切成两半的同一个苹果，又让他们相逢在错过的时间夹缝中。四十年的时间距离没有消磨掉精神，身体却已远去。基斯洛夫斯基说，《红》的真正主题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我们可能修正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被切成两半的苹果的命运是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会不会是人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像犯下的错误？老天爷从来没有许诺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应该重合，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这回事，它只是个人的精神性欲望的想像而已。情爱这个词容易激发人的美丽想像，其含义要么是残破的，要么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虽然一再强调命运的无常，基斯洛夫斯基没有变成一个佛教徒或道教徒，他固执地要祝福瓦伦婷。瓦伦婷和奥古斯特相互住在对街，也许，他们就是一个苹果的两半。他们每天都迎面而过，而每天的相逢就是错过。基斯洛夫斯基最后安排了一场偶然的海难：船上大多数人都死了，瓦伦婷和被爱灼伤后逃离的奥古斯特是极少数幸存者。缘分是在灾难中出现的。老法官喘息的目光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海难现场，把弥留的祈愿留在了瓦伦婷和奥古斯特偶然间相依的脸上。
　　
　　　　白色在法国三色旗中象征平等。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大概是最具诱惑力的乌托邦观念，像一把在人类的头颅上和躯体间挥舞着的深锯齿的镰刀。《白》要问的不是平等的政治含意或经济含意，而是伦理上的性情含意。两性的婚姻瓜葛这一最私人的层面显然是体察平等的性情含意恰当的场所。
　　
　　　　卡洛和他的妻子好不容易从波兰移民到法国，突然变得性无能。到了法国后，语言不通使卡洛丧失了一切生存能力，而他的妻子不仅有姿色，还会说上几句刚够情场沟通的法语。这已经足以说明卡洛突然变得性无能的原因了。
　　
　　　　卡洛的妻子以法兰西风格提出，自己渴饮爱河而不得，痛苦不堪以致患上忧郁症，以丈夫性无能为理由上法院诉讼离婚。卡洛一再声言很爱她，她只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出示性能。情爱是建立在性能力的平等之上的，一旦这种能力的平等不在了，两情之爱就成了撒在水泥地上的碎石子，卡洛就跪在这散乱尖硬的碎石上：卡洛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在电话里用与另一个男人的沉欢呻吟来回答。
　　
　　　　性能力是随机而生的个体生理个心理基质造化的偶然结果。至今还没有一种平等理论主张个体身体论的平等。然而，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到个人的性情，改变了个体的身体交往的伦理感觉。卡洛要重新得到妻子的爱，必须证明自己的性能力。情爱成了争取平等的私人性斗争，被还原为个体之间偶然的相对平等。
　　
　　　　卡洛在法国死皮赖脸地缠着已经诉讼离婚成功的妻子，受尽种种羞辱，只有返回波兰。回到本土，卡洛不仅发了一笔横财，性能力也意外地恢复了。他还爱着妻子，装死请人发告，唤妻子回来接收财产。她回来发现卡洛不仅没有死，还恢复了性能力，而且这能力的表达不带责备。基斯洛夫斯基提醒人们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情爱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而且这两项条件相互勾连。爱情是个体差异（这可能变成不平等）因素偶然达成的平衡。基斯洛夫斯基在问爱恋中的人们，难道真有纯爱？没有利害权衡？生理的资质、智力和情趣，乃至心理素质和脾性，都是个体的人身资本，更不用说如今的国籍身份、财富能力和职业位置。然而，个体之间真的会有平等？基斯洛夫斯基置疑质疑的不是经济平等或政治平等，而是个体性情上的平等。纯粹的情爱不是与人身资本不相干，而是两情（性）相悦，无论相悦是由人身资本的什么要素构成的，与平等与否不相干。寻求平等的情爱，不是纯粹的情爱。
　　
　　　　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大多由自己编剧，编构故事是他思考生活的方式。通过叙述某个偶然事件，基斯洛夫斯基或构造或置疑某个伦理观念的含意。基斯洛夫斯基编构的这个探究平等的故事带有喜剧成分：通过性能力的不平等挑明平等诉求的虚幻性，嘲笑现代意识形态中过于夸张的平等伦理。人类最好不要去充当平等的代数师，为了算出永远算不精确的平等数，用相互伤害在相互的肉体上画计算公式。
　　
　　　　个人自由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伦理理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欲望自由，然而，由于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这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自由主义伦理碰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难：既然承认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是恒在的，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是易碎的，又如何可能把维护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作为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
　　
　　　　《蓝》探讨的正是自由伦理的欠缺。《蓝》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白、红》的顺序倒过来看也可以。我觉得，倒过来看，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的逻辑更清晰。
　　
　　　　《蓝》的故事开头是一个幸福家庭驱车远足。朱丽叶，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女人，丈夫是作曲家，他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偶然的车祸在宁静的大自然陪衬下打碎了幸福。
　　
　　　　朱丽叶在医院里醒来才知道丈夫和女儿都在车祸中丧生。活着还有意思吗？朱丽叶吞了一大把什么药但没有死成，医院制度不允许死的自由欲望，只认可不自由的死。
　　
　　　　朱丽叶落入生命的漂浮境地，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朱丽叶才三十出头，正是女人成熟到懂得何谓生命时刻的年龄，按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来讲，朱丽叶的美好生活想像是可以实现的：她丈夫的助手安东一直暗恋着她，唯一偶然目睹车祸的小伙子也在追求她。
　　
　　　　可是，朱丽叶感到自己身上的消极自由是不堪承负之轻。丈夫和女儿的死对她突然面临的个人自由投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最低限度的自由只是想像中的尤物，在真空式的自由中，个体会失去生存的自重。
　　
　　　　自己的过去使朱丽叶无法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必须逃离自己的过去，这是获得欲望自由的第一步。朱丽叶主动打电话叫来安东，可是，仅仅一次肉体之欢就让朱丽叶感到过去的影子使自己无法享有性爱的感觉。朱丽叶逃离安东，搬到另一城市，让自己淹没在陌生的生活世界中。她拒绝协助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她丈夫太有名，是欧共体的作曲家。已逝的丈夫就像自己隐没不去的身影，成了她的在世负担，吞噬了她亘古无双的魅力。基斯洛夫斯基要表达的是：即使在个人情感这一最为属己的领域，人的愿望自由也是有限的。
　　
　　　　有两件事对朱丽叶改变自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朱丽叶住的公寓里有一为喜欢跳脱衣舞的女邻居（生性喜欢欣赏自己的身体激起的情欲是一种消极自由），一天深夜，这脱衣舞女郎突然从舞厅打电话给朱丽叶，请她马上去一趟。原来，这位脱衣舞女郎在台上脱衣时，发现自己的父亲坐在下面。纷乱的悲戚令她不能自已，她需要一个人的体谅。
　　
　　　　谁能、谁愿意体谅一个在社会目光看来不道德的脱衣舞女的如此悲戚？
　　
　　　　朱丽叶答应去看她。朱丽叶问她为什么要干这一行，脱衣舞女的回答是：“我喜欢。”朱丽叶看到，脱衣舞女其实同她一样，嵌陷在自身的过去和自己的生命愿望和矛盾之中。脱衣舞女的“我喜欢”必得面对父亲的眼睛，正如朱丽叶的“我想要”必得面对自己虽然已经死去的丈夫和女儿。
　　
　　　　朱丽叶的丈夫是著名作曲家，他死后传媒把他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话题。朱丽叶一直试图避开传媒的议论，但她还是从电视节目上得知自己的丈夫曾有情人，而且正怀着一个他们的孩子。朱丽叶要想摆脱过去的束缚，在私人情感领域中获得自由，看来不可能了。
　　
　　　　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要探讨自由的欠缺。什么样的自由的欠缺？私人性的情爱自由的欠缺。个人的喜好和情爱可能是个人生命的自由想像最切身的空间。
　　
　　　　在私人情感中人是否能充分享有自由理想？私人性的生命愿望和喜好自由吗？脱衣舞女郎面对自己的父亲、朱丽叶面对自己丈夫的情人时，发现了自己私人自由的在体性——而不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限制，她们都无法改变自己生命的过去。
　　
　　　　朱丽叶找到自己丈夫的情人，没有责备，或要求感情赔偿，把丈夫所有的遗产——存款和一栋楼房——转交给她。朱丽叶不再逃避，而是面对自己的过去。她领悟到，获得情感的自由需要另一种爱的能力。朱丽叶停下寻求自然权利的自由的脚步，转身走向安东，同他用长笛和钢琴的对答谱写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在这部名为“欧洲”的交响乐中，基斯洛夫斯基注入了自己对这另一种爱的能力的信心。他虚构了一为名叫Van den Budenmayer的中古作曲家，《欧洲交响乐》是依Budenmayer的音乐思想来谱写的。朱丽叶对安东说，交响乐的结尾必须让人们记起Budenmayer的音乐，这是她丈夫的心愿。
　　
　　　　另一种爱的能力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爱呢？
　　
　　　　《蓝、白、红》三部曲中，只有《蓝》的结局没有意外事件，基斯洛夫斯基用保罗的爱颂之歌祝福朱丽叶：
　　
　　　　我即使会讲人间各种话，甚至于天使的话，如果没有爱，我的话就像吵闹的锣和响亮的钹一样。我即使有讲道的才能，有各种知识能够洞悉各种奥秘，甚至有坚强的信心能够移山倒海，如果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爱是坚韧的、仁慈的；有爱就不嫉妒、不自夸、不骄傲。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爱是永恒的。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讲灵语的恩赐总有一天会终止；知识也会成为过去；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保罗：《科林多前书》13：1-2，4，7-8，13）
　　
　　　　这就是基斯洛夫斯基心中的另一种爱的能力。
　　
　　　　保罗的爱颂在《蓝》的结局以合唱和独唱的形式出现，用古希腊文演唱，旋律有如一曲悲戚颂歌，颂唱生存惊恐中的宁静、破碎中的无损。在这恍如隔世之音的悲戚颂歌中，基斯洛夫斯基寄托了自己对欧洲和世界的信、望、爱：
　　
　　　　The rhythm is slower and from the music of the joyous hymn about love which could be the salvation of Europe and of the world，it becomes serious， an nounces something dark， dangerous.
　　
　　　　与此同时，基斯洛夫斯基让人们在画面上看到：
　　
　　　　By the window， we find Julie， her face in her hands。 One by one，tears appear on these hands。 Julie is crying helplessly.

The idea of eternal return is a mysterious one, and Nietzsche has often perplexed other philosophers with it: to think that everything recurs as we once experienced it, and that the recurrence itself recurs ad infinitum! What does this mad myth signify?
Putting it negatively, the myth of eternal return states that a life which disappears once and for all, which does not return, is like a shadow, without weight, dead in advance, and whether it was horrible, beautiful, or sublime, its horror, sublimity, and beauty mean nothing.

 

If the French Revolution were to recur eternally, French historians would be less proud of Robespierre. But because they deal with something that will not return, the bloody years of the Revolution have turned into mere words, theories, and discussions, have become lighter than feathers, frightening no one. There is an infinite difference between a Robespierre who occurs only once in history and a Robespierre who eternally returns, chopping off French heads.

 

Let us therefore agree that the idea of eternal return implies a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hings appear other than as we know them: they appear without the mitigating circumstance of their transitory nature. This mitigating circumstance prevents us from coming to a verdict. For how can we condemn something that is ephemeral, in transit? In the sunset of dissolution, 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by the aura of nostalgia, even the guillotine.
Not long ago, I caught myself experiencing a most incredible sensation.

 

If every second of our lives recurs an infinite number of times, we are nailed to eternity as Jesus Christ was nailed to the cross. It is a terrifying prospect. In the world of eternal return the weight of unbearable responsibility lies heavy on every move we make. That is why Nietzsche called the idea of eternal return the heaviest of burdens (das schwerste Gewicht).
If eternal return is the heaviest of burdens, then our lives can stand out against it in all their splendid lightness.
But is heaviness truly deplorable and lightness splendid?
The heaviest of burdens crushes us, we sink beneath it, it pins us to the ground. But in the love poetry of every age, the woman longs to be weighed down by the man's body. The heaviest of burdens is therefore simultaneously an image of life's most intense fulfillment. The heavier the burden, the closer our lives come to the earth, the more real and truthful they become.
Conversely, the absolute absence of a burden causes man to be lighter than air, to soar into the heights, take leave of the earth and his earthly being, and become only half real, his movements as free as they are insignificant.
What then shall we choose? Weight or lightness?
Parmenides posed this very question in the sixth century before Christ. He saw the world divided into pairs of opposites:
light/darkness, fineness/coarseness, warmth/cold, being/non-being. One half of the opposition he called positive (light, fineness, warmth, being), the other negative. We might find this division in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les childishly simple except for one difficulty: which one is positive, weight or lightness?
Parmenides responded: lightness is positive, weight negative.
Was he correct or not? That is the question. The only certainty is: the lightness/weight opposition is the most mysterious, most ambiguous of all.

 

                                                              ----Citing from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by  MILAN KUNDERA

 

 

（谁要是无聊晃到我这里来了。建议他读读这本书。也许很无聊，但值得一看。）

 

以下为引用百度上的一个帖子：

 

在米兰·昆德拉看来，人生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源于我们对生活目的的错误把握。虽然世界上有许多人，每个人都在按着各自的生活目标而努力，但每个目的却都有着其本身的空虚，求名者无非镜花水月，求财者无非身外之物。而透过这种种幻象米兰·昆德拉感到，也许这“追求”本身，便是一种错误。 

于是，生命因“追求”而变得庸俗，人类成了被“追求”所役使的奴隶，在“追求”的名义下，不论是我们的放浪形骸，还是我们的循规蹈矩，最终却不过是无休止地在重复着前人。因此，人类的历史最终将只剩下两个字——“媚俗”。
 事实上，只要我们蓦然回首一下我们身边的人生，看看那些为着庸俗目的而挣扎的平庸的生命，我们便不难发现，其实无意义的不单是我们的目标，更重要的在于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动力本身，便是虚无的。我们的“向上精神”也许源于愚昧，而我们的“进取心”可能来自无知。而盲目的动力最终只能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盲目的自我，虽然似乎幸福，却是本质上的空洞。
 然而，这也是人生悲剧的所在，盲目的进取心至少给了人生一个“重量”的感觉，使人生似乎变得有了“意义”和“满足”。而真正卓立不凡的精神往往是孤独的，当“追求”本身都值得怀疑时，便再也没有什么能支撑自我了。于是，米兰·昆德拉发出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感慨，这感慨中包含着对命运的无奈与愤怒。 

 

THOMAS 一直都是拒绝“媚俗”，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结识了TEREZA。虽然THOMAS爱TEREZA，但他却不愿做家庭责任的附庸，更不愿像别人那样甘于平淡地生活。于是，他不断地与其他女人偷情，并用这个不得已的手段向TEREZA表明，他绝不属于TEREZA，THOMAS是自己的THOMAS。然而，THOMAS却又不能不承认，他嫉妒别的男人靠近TEREZA。于是，是为爱丧失自己，还是为自己丧失爱，成了THOMAS解不开的两难。

 

我不愿意在这里继续介绍其他的人物。TEREZA和SABINA 两个都是很有个性的女人，而我从来不懂女人的想法，所以想了解就自己去看把。而另外一个男人弗兰茨，在我眼中他就是个白痴。

 

THOMAS 为了对TEREZA的感情，放弃了“轻”回归了现实的“重”，因为那种轻是他的生命不能承受的。SABINA也是一个坚决反对“媚俗”者，不过她却从人们的“媚俗”中得到了好处。所以她也一直在迷茫，最终只能ALWAYS ALONE。

 

 也许尼采那个疯子说的是对的，永劫回归观（eternal return）是最沉重的负担。“If every second of our lives recurs an infinite number of times, we are nailed to eternity as Jesus Christ was nailed to the cross. It is a terrifying prospect. In the world of eternal return the weight of unbearable responsibility lies heavy on every move we make. That is why Nietzsche called the idea of eternal return the heaviest of burdens (das schwerste Gewicht).”我也逃不了，老老实实背在身上把。